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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1-21 14: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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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穆加贝走到今天这一步,邓小平早有预言?

  [侠客岛按]

  当地时间19日,经过与军方的谈判,同意以下台换取家人安全。随后,津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-爱国阵线解除了穆加贝的党主席职务,任命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为该党新的领导人。同时,穆加贝被要求于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位。

  关于穆加贝11月15日被津军方控制的细节,以及津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,岛上此前已有过分析,就不再赘述。可以参考旧文:津巴布韦军方否认政变,那是什么?

  今天我们想谈的是穆加贝其人,现年93岁的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,中津历来友好,但其实穆加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。在不少专家看来,津巴布韦之所以有今日之乱,与其本人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有很大关系。

  而这一点,在1985年他与邓小平的会谈,以及小平同志的预见中,都可以窥出一二。

  下文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当年任译员时的现场回忆,有所编辑。

  穆加贝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民家庭。念过六年小学和两年师范,然后就在国内以及赞比亚、加纳等国的中、小学任教,前后约20年,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。

  在加纳教书期间,他深受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,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。从1964年到1974年,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。他重视武装斗争,相信毛泽东的话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

  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,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。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,他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。

  我曾经去过津巴布韦两次,分别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,以及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。

  总的感觉是,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。到了2007年,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。到了2009年,通货膨胀已经失控,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,贬到最低的时候,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。后来津巴布韦干脆放弃了货币主权,转而采用美元、南非兰特等货币。

津巴布韦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
百万亿元大钞

  津巴布韦的困境,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,在一定程度上,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:一方面,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;但另一方面,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,这些白人的几代都生活在这里,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。

  因此,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,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。其复杂性在于: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%,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%最肥沃的土地,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,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。

  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,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,但这也赶走了那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。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,民生艰难。这固然有自然灾害、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,但其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1985年8月28日上午9点40分,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,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。吴学谦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。邓问吴外长:“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?”吴说:“对。”邓说:“那次见面,他有点牢骚。”

  1981年那次访问时,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,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,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。那时候,邓就了解到穆加贝的激进,曾经提醒他注意,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。

  随后,听完汇报,邓说了一句话:“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,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。”

  10点缺3分的时候,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。

  亲切寒暄后,进入正题。一开始,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,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,中国的事情“做得非常好”。比如,土地改革,“第一个五年计划”,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。

  当我翻译出“土改”一词,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,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。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“分田分地”的口号,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。

  中国“从1957年开始,有一点问题了”,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。

  他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,“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‘左’字上。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,但是搞过分了。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”,邓坦言,“使我们受到了惩罚”。

  “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,工农业减产,市场上商品很少,人民群众吃不饱饭,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。”

  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,一直皱着眉头,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。他问邓,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。

  邓说,“那时,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,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。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,‘大跃进’的口号不再喊了”。穆加贝频频点头,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。

  邓接着说,我们采取了一些“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、步骤和方法”,“通过这样的努力,到1962年,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,1963年、1964年情况比较好”。说到这,邓停顿了一下,吸了一口烟,补充了一句,“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”。

 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,“1976年“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,我们拨乱反正,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”。

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,左二为张维为教授(本图片为作者提供)

  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:防右的问题。

  他主动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,说:“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,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,坚持人民民主专政,坚持党的领导,坚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”。

  “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,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,纠正社会主义。”

  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,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。

 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:改革开放,“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。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,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。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,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”。

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

 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,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: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。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,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,对邓小平说: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。

 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:“中国的改革也好,开放也好,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。我们搞的是‘社会主义现代化’”。

  穆加贝频频点头。

  但邓马上解释了公有制的含义:“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。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同时,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,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。”

  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,邓补充:“更重要的是,从这些企业中,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,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。”

  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,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:“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?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,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。”

 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,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,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,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,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。

  此时,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,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。

  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,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:“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。”他说得很响,很清楚。然后又说:“一旦发生偏离这个、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,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,把它纠正过来。”

  邓以这样的口气,这样的措辞,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 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:“穆加贝同志,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,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,也有反面的,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。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。”

  “我们都是搞革命的,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。我们的用心是好的,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。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,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。”

 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。他又重复了一下:“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”。等我翻完这段话,他又补充,“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,但是绝对不能照搬”。

  时间飞逝,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,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。会见结束后,邓小平用毛巾擦了一下脸,说了一句挺狠的话:“这个人听不进去,要自己碰(自己吃亏)。”

  回顾这些往事,感触良多。我常想,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,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。当然,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,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,他们还在探索中,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。

  文/张维为

责任编辑:柳龙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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